龙岩，于中唐时期建县，隶属漳州府，清代雍正年间升格为直隶州。新中国成立后，为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除辖原龙岩州的龙岩漳平（含宁洋）县，还划入原属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永定、连城、武平县。地级龙岩市现为闽西的中心城市，原县级龙岩市为新罗区。因古汀州是客家首府和祖地，尤其２０００年第１６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龙岩市召开后，外界许多人误把龙岩市区认作是客家地域，大谬不然。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专著《福建六大民系》，又把龙岩人单独列为一支民亲，与闽南人、客家人并列为六大民系之一。所列人文特征虽然充分，但不宜将基本上、整体上属于河洛（闽南）民系的龙岩人，划为介乎闽南人、客家人中间的单独民系。现代客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客家民系的形成大致上是宋末明初。客家人是经鄱阳湖沿汀江进入闽西汀州的。而据出土文物和历史考证，今龙岩市中心区域的最初居民，是秦汉以来的中原流人溯九龙江而上，晋代即已集结一定规模而建立苦草镇。他们将龙的图腾崇拜带到这里，把新发现的风景溶洞称为龙岩洞，唐代建县时即以此作为县名。人们有理由推测，这里是中国南方龙文化的起源，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龙岩也是惟一以龙命名的地级市。福建的开发，依照华夏汉人南下的路线，是先闽江、晋江而后九龙江。龙岩的初度开发和建立县级政权，自然是在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入闽开拓九龙江流域之同一时期。龙岩地处九龙江上游，陈元光奏准于泉、潮州之间设立漳州后，龙岩县属之。大举进入龙岩的，主要是随陈元光部将南来的河洛人，包括陈元光的曾孙陈泳奉派镇守龙岩，陈泳死后有四个儿子在龙岩落籍世代定居。另据谢重光研究员《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一文叙述，还有一支是由岭南珠江流域、韩江流域沿东北方向逐渐推进到九龙江流域。而龙岩正处于泉、潮两州之间，由韩江入海处潮、汕往九龙江入海处漳、厦推移，龙岩是必经之地。泉、漳、潮州都是说的河洛（闽南）话，所以龙岩历来都属河洛（闽南）文化语言区。后来进入汀江流域的客家人，也以汀江与九龙江为界把龙岩以东的福建人称为河洛（福佬）人。现在兴起中国民系的研究热潮，认为在北方华夏汉人南移的历史进程中，自泉州、厦门、漳州至潮州、汕头以及台湾这一环南中国海区域，甚至包括海南岛和浙江温州的部分县域，形成了河洛（闽南）文化语言区。它使中华民族源自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坡文化，向着南方的海洋文化深入推进。当探讨这一文化事象时，龙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福建的开发史来看，自三国东吴五次南下冶县（福州）之后，西晋“八王之乱”引发的中原士庶南迁，聚居晋江，应是河洛（闽南）文化形成的源头。继而是唐初平定“蛮獠啸乱”对漳州、潮州的开发，使河洛（闽南）文化成为中国东南海滨的主流文化。然而在此之前，由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对原先六国贵族和军士的残酷追杀，有一些逃亡的中原流人深入不毛之地，到了苦草镇（今龙岩市区）聚集。在百越故地和畲瑶生聚的地方，他们固守和传播华夏汉人龙的图腾崇拜和文化。他们把栖身的溶洞称为龙岩洞、龙洞，唐代建县时士民要求不称新罗（新苗之意）而名龙岩县。他们把江水称为九龙江，把环绕龙岩城的九龙江上游称作龙津河，把城郊的汇水口称作龙门，建立城市标志为龙门塔。以至县辖有九龙乡（今属漳平），山有龙山（今属南靖），水有龙潭（今属永定）。这种强烈而浓郁的龙文化气息，是河洛（闽南）文化的内核，也是中国南方龙文化最早的轨迹和起源。龙岩之属于河洛（闽南）民系，不但源于来自河洛的先民是沿晋江、九龙江到达此地，而且当唐代建立漳州时，将泉州府的龙溪县和汀州府的龙岩县划归漳州，从行政建置到语言、文化风俗，龙岩、漳平都与漳州府各邑无异。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唐代陈元光大军纵横于漳州、潮州之间，龙岩是衔接的军事重镇，这些兵将都是河南固始一带的人，同操洛下正音。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义军至汀州进军泉州、福州，也曾驻屯龙岩，将士带来的也是河洛古音。所以有当代学者考证称，用今龙岩话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通话而无障碍。龙岩由苦草镇而建龙岩县，再发展升格为龙岩直隶州，它显然已跃列为与泉州、厦门、漳州、潮州、汕头并列的环南中国海的经济文化重镇。 作为中心城市的龙岩，在历史传统文化上继承的是河洛（闽南）文化，应融入环南中国海经济繁荣圈与整个河洛（闽南）民系文化之中。我们可以设想，闽粤均为百越故地，而同自华夏中原南迁的河洛（闽南）民系以龙文化作为特征，要在这里竖起龙文化的旗帜。依据考证，龙岩洞、龙崆洞是华夏汉人南下百越最早以龙的图腾崇拜命名的地名，应视作是中国南方龙文化的起源和发祥地。吸引唐宋以来自中原南迁的汉族民系以及迁徙到东南亚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前来寻根访祖，祭祀龙崆洞的神龙，弘扬炎黄文化龙的精神，促进环南中国海以至整个大中华经济圈的发展。龙岩处于河洛（闽南）文化的交汇点，可成为共同树立中国南方龙文化源头的历史领地。 【闽南人概况】 闽南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龙岩、漳平、大田县一带。这个区域面临大海，九龙江和晋江贯穿其中，形成泉州和漳州两个自然平原，有着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因此自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迁福建以来，这里同样也是他们最先聚居的地域之一。 　中原汉民批量地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大致也是始于晋室南渡之后，唐欧阳詹为晋江县郑氏季实撰写墓志铭时云：“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泉州《杨氏族谱》称“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梁氏族谱》称其祖先于“晋室乱离，梁芳以族随晋渡江，大衍于钱塘、合浦间，孙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闽。……因家南安”。 　晋江下流的南安县，是福建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之一(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置东安县，隋开皇九年(589年)改名南安县)，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屡屡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可以想象魏晋南北朝之时，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南方“蛮獠”民族的控制，曾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漳州各地的大规模开发得以开始，这在前文已有叙述，不更赘。而其他一些闽南著名的姓氏，也大多是在唐代入迁这里的。如现在闽南的陈姓，主要源于两大支派：一为陈元光；一为陈邕，称为太傅派，据载其祖籍“原居京兆府万年县，始祖陈忠在唐为高官，赠鄂国公，子陈邕，为中宗进士，任官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合，被贬到闽地。最初居住在兴化枫亭井上，后来迁到漳州南驿路南厢山”，子孙繁多而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施姓，“唐之中叶，始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有秘书郎承公者，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嗣是而子姓蕃衍，支分派别”。黄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放弃自宅捐建泉州名刹开元寺，寺成，据传常常见紫云盖顶的灵异，后代便以“紫云”作为该族的堂号。守恭生子四，长黄经分居南安，次黄纶分居惠安，三黄纲分居安溪，四黄纪分居同安，传至现在，黄姓与陈、林二姓并称闽南的巨族。 　　再如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氏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泉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其他如泉州的李姓、吴姓、章姓、曾姓、傅姓、唐姓、庄姓、吕姓、欧姓、潘姓、董姓等，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汉民入迁泉州、漳州平原的一个关键时期，如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入泉，乔居晋江十七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唐僖宗光启间，王潮由光州因始入闽，中原士民避难者皆徙以从，曾姓亦随迁于漳、泉、福、兴之间。”周姓、苏姓，“世居光州固始，唐末有苏益者，避黄巢之乱……随王潮入闽。……自是苏姓分布漳、泉。”蔡姓，“本周姬姓之后……唐时移迁河南光州固始县……唐末避黄巢之乱，迁于福建闽南。”廖姓，“唐昭宗时，官国子祭酒，朱全中篡唐，避乱入泉，隐于小溪场(安溪)，后嗣蕃衍，居闽南者甚众。”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福州怀安县风冈……其后遂迁安平，子孙蕃衍，瓜分散处，或居晋江永乐，或迁南安埕边，或赘同安高浦。”孙姓，“先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乱，南迁入闽，居泉州东门，后迁银邑(同安)之嘉禾。”曹姓，“唐末避黄巢之乱，辗转入闽，定居漳州，其裔遍闽南”。 　　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的不断入迁泉州、漳州，闽南人的这一民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泉州地区，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行政县制的设立，是与当地的户口增长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在唐、五代之时，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泉州的地位迅速提高，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天下的望郡行列。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京兆、大名、真定、凤翔、汉中、江宁、江陵七府；兖、郓、青、陈、许、亳、襄、邓、孟、潞、延、秦、陕、潭、杭、越、苏、扬、洪、泉、福二十一州，“知州府，并与三司判官、转运使、副使一等差遣”。这就是说，这时的泉州、福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到了南宋，赵氏政权偏安东南一隅，长江以北往往成为战场，而相邻浙江的福建尤为显得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加上北方战乱迫使不少汉民继续迁入闽南地区，闽南民系的发展相当繁盛，嘉定《清漳志》称：中兴(南渡)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唐宋时期闽南汉民系虽然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在闽南人聚落的扩散和农业生产的开发上，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平原向山区拓展的历史过程。晋唐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以及九龙江下游的龙溪、漳浦县一带。泉州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交通比较方便，故在唐代，入迁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很有影响的大姓颜、庄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而现今闽南的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 　　漳州汉民系的发展，要比泉州汉民系的发展迟缓一些。虽然说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数千人进入漳水一带，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了漳州，但是这一带山区是“蛮獠”、“土黎”的聚居地，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负山阻海，林深荒僻，为獠恋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负为闽广患”。因此在漳州设置初期，汉民的聚居与开发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带，其时漳州共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长泰、龙岩，龙溪、漳浦、长泰三县均接近海边，而龙岩一县虽然建县甚早，但其时是为了管理闽西各地散处的居民，汉民入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故就北宋漳州的情景而言，内地山区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荒凉，“山川郁雾氛，瘴疠春冬作；荒茅篡竹间，蔽方有城郭”，可见其人烟之稀少。到了南宋，虽然漳州的户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环境不太理想，汉民向山区的扩展还是有限，所以终宋代之世，福建共增设十个县，福州、兴化、泉州及闽北、闽西各地均有增置，唯有漳州依然保持原状，一直到了元代才增设了南胜县(后改南靖县)。可见宋代漳州汉民的聚落，大多仍集中在沿海一带。明代，各地流入漳州山区的人数日益增多，政府对这一带的行政管理有鞭长莫及之感，这才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增设了平和县，于嘉靖九年(1530年)年增设了诏安县，漳州山区的行政管理才渐趋完备。 　　因此，闽南人及其分布区域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较早的泉州南安一带可追溯至汉代三国时，南安县的前身东安县即设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可知在此之前已有中原汉民陆续迁入。而汉民定居开发较迟的漳州西北山区，基本上是与汀州客家人的入迁开发同步进行的，有些地方则是明清时期才兴旺起来的。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闽南开发史虽然为时甚长，但其核心地带，即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的汉民入迁与经济开发，却是福建开发史上的先进区域。因此，中原汉民的文化传统很快就在闽南地区扎根成长并得以发扬。 　　就文化教育而言，虽然从历代中举人、进士的人均数量上说，兴化人可独占鳌头，但从整体的情况而言，兴化人、闽南人、福州人，可谓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呈特色。从文献的记载看，福建省较先登进士第的欧阳詹(唐贞元八年，792年登等)，蔡沼等人，均为泉州人，特别是欧阳詹，文名甚著，“建中、贞元之时，其文词崛兴闽中，瓯、闽间不知有他人也。陆贽知贡举，搜罗天下文章，所得士若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淮、冯宿、承宣，皆一时之选，而詹与焉”。欧阳詹去世后，韩愈曾撰《哀词》以志悼念。欧阳詹之后，泉州的许稷，潘存实、李稠、陈嘏、欧阳巨、王玫等亦于唐代相继登进士第。漳州的陈向、周匡业分别举唐代万岁元年(695年)和贞元八年(792年)明经，其后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亦先后登进士第。到了宋代，漳、泉二地的科举更是层出不穷，文风日盛，时人称为“海滨邹鲁”。如厦门同安一带，“自紫阳过化以来渐仁摩义，几同邹鲁……科第之盛，彬彬与上国齿。今闾阎山海之区，家诗书而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棠之士往往发自寒薄”。清代《泉州府志》云：“有教化而后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之称厥有由也。”以晋江县言之，“其邹鲁之邦哉，岁科试晋邑懦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学使如周讳之训、葛讳寅亮咸云泉郡生儒即三倍其额尚有不尽心之恨焉”。 近现代以来，闽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可谓人才辈出。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勇于冒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特别是泉州，以其优良的港湾，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的记载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追求财富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把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说的最为明白：“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不博黄金不博诗”。 闽南人 闽南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龙岩、漳平、大田县一带。这个区域面临大海，九龙江和晋江贯穿其中，形成泉州和漳州两个自然平原，有着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因此自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迁福建以来，这里同样也是他们最先聚居的地域之一。 　　中原汉民批量地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大致也是始于晋室南渡之后，唐欧阳詹为晋江县郑氏季实撰写墓志铭时云：“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1泉州《杨氏族谱》称“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2《梁氏族谱》称其祖先于“晋室乱离，梁芳以族随晋渡江，大衍于钱塘、合浦间，孙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闽。……因家南安”。○3晋江下流的南安县，是福建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之一(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置东安县，隋开皇九年(589年)改名南安县)，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屡屡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可以想象魏晋南北朝之时，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南方“蛮獠”民族的控制，曾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漳州各地的大规模开发得以开始，这在前文已有叙述，不更赘。而其他一些闽南著名的姓氏，也大多是在唐代入迁这里的。如现在闽南的陈姓，主要源于两大支派：一为陈元光；一为陈邕，称为太傅派，据载其祖籍“原居京兆府万年县，始祖陈忠在唐为高官，赠鄂国公，子陈邕，为中宗进士，任官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合，被贬到闽地。最初居住在兴化枫亭井上，后来迁到漳州南驿路南厢山”，○4子孙繁多而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5施姓，“唐之中叶，始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有秘书郎承公者，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嗣是而子姓蕃衍，支分派别”。○6黄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放弃自宅捐建泉州名刹开元寺，寺成，据传常常见紫云盖顶的灵异，后代便以“紫云”作为该族的堂号。守恭生子四，长黄经分居南安，次黄纶分居惠安，三黄纲分居安溪，四黄纪分居同安，传至现在，黄姓与陈、林二姓并称闽南的巨族。○7再如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氏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泉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8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其他如泉州的李姓、吴姓、章姓、曾姓、傅姓、唐姓、庄姓、吕姓、欧姓、潘姓、董姓等，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汉民入迁泉州、漳州平原的一个关键时期，如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入泉，乔居晋江十七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唐僖宗光启间， 王潮由光州因始入闽，中原士民避难者皆徙以从，曾姓亦随迁于漳、泉、福、兴之间。”周姓、苏姓，“世居光州固始，唐末有苏益者，避黄巢之乱……随王潮入闽。……自是苏姓分布漳、泉。”蔡姓，“本周姬姓之后……唐时移迁河南光州固始县……唐末避黄巢之乱，迁于福建闽南。”廖姓，“唐昭宗时，官国子祭酒，朱全中篡唐，避乱入泉，隐于小溪场(安溪)，后嗣蕃衍，居闽南者甚众。”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福州怀安县风冈……其后遂迁安平，子孙蕃衍，瓜分散处，或居晋江永乐，或迁南安埕边，或赘同安高浦。”孙姓，“先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乱，南迁入闽，居泉州东门，后迁银邑(同安)之嘉禾。”曹姓，“唐末避黄巢之乱，辗转入闽，定居漳州，其裔遍闽南”。○9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的不断入迁泉州、漳州，闽南人的这一民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泉州地区，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行政县制的设立，是与当地的户口增长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在唐、五代之时，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泉州的地位迅速提高，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天下的望郡行列。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京兆、大名、真定、凤翔、汉中、江宁、江陵七府；兖、郓、青、陈、许、亳、襄、邓、孟、潞、延、秦、陕、潭、杭、越、苏、扬、洪、泉、福二十一州，“知州府，并与三司判官、转运使、副使一等差遣”。○10这就是说，这时的泉州、福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到了南宋，赵氏政权偏安东南一隅，长江以北往往成为战场，而相邻浙江的福建尤为显得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加上北方战乱迫使不少汉民继续迁入闽南地区，闽南民系的发展相当繁盛，嘉定《清漳志》称：中兴(南渡)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11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唐宋时期闽南汉民系虽然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在闽南人聚落的扩散和农业生产的开发上，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平原向山区拓展的历史过程。晋唐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以及九龙江下游的龙溪、漳浦县一带。泉州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交通比较方便，故在唐代，入迁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很有影响的大姓颜、庄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而现今闽南的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漳州汉民系的发展，要比泉州汉民系的发展迟缓一些。虽然说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数千人进入漳水一带，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了漳州，但是这一带山区是“蛮獠”、“土黎”的聚居地，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负山阻海，林深荒僻，为獠恋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负为闽广患”。○12因此在漳州设置初期，汉民的聚居与开发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带，其时漳州共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长泰、龙岩，龙溪、漳浦、长泰三县均接近海边，而龙岩一县虽然建县甚早，但其时是为了管理闽西各地散处的居民，汉民入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故就北宋漳州的情景而言，内地山区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荒凉，“山川郁雾氛，瘴疠春冬作；荒茅篡竹间，蔽方有城郭”，○13可见其人烟之稀少。到了南宋，虽然漳州的户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环境不太理想，汉民向山区的扩展还是有限，所以终宋代之世，福建共增设十个县，福州、兴化、泉州及闽北、闽西各地均有增置，唯有漳州依然保持原状，一直到了元代才增设了南胜县(后改南靖县)。可见宋代漳州汉民的聚落，大多仍集中在沿海一带。明代，各地流入漳州山区的人数日益增多，政府对这一带的行政管理有鞭长莫及之感，这才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增设了平和县，于嘉靖九年(1530年)年增设了诏安县，漳州山区的行政管理才渐趋完备。因此，闽南人及其分布区域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较早的泉州南安一带可追溯至汉代三国时，南安县的前身东安县即设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可知在此之前已有中原汉民陆续迁入。而汉民定居开发较迟的漳州西北山区，基本上是与汀州客家人的入迁开发同步进行的，有些地方则是明清时期才兴旺起来的。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闽南开发史虽然为时甚长，但其核心地带，即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的汉民入迁与经济开发，却是福建开发史上的先进区域。因此，中原汉民的文化传统很快就在闽南地区扎根成长并得以发扬。就文化教育而言， 虽然从历代中举人、进士的人均数量上说，兴化人可独占鳌头，但从整体的情况而言，兴化人、闽南人、福州人，可谓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呈特色。从文献的记载看，福建省较先登进士第的欧阳詹(唐贞元八年，792年登等)，蔡沼等人，均为泉州人，特别是欧阳詹，文名甚著，“建中、贞元之时，其文词崛兴闽中，瓯、闽间不知有他人也。陆贽知贡举，搜罗天下文章，所得士若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淮、冯宿、承宣，皆一时之选，而詹与焉”。○14欧阳詹去世后，韩愈曾撰《哀词》以志悼念。欧阳詹之后，泉州的许稷，潘存实、李稠、陈嘏、欧阳巨、王玫等亦于唐代相继登进士第。漳州的陈向、周匡业分别举唐代万岁元年(695年)和贞元八年(792年)明经，其后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亦先后登进士第。到了宋代，漳、泉二地的科举更是层出不穷，文风日盛，时人称为“海滨邹鲁”。如厦门同安一带，“自紫阳过化以来渐仁摩义，几同邹鲁……科第之盛，彬彬与上国齿。今闾阎山海之区，家诗书而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棠之士往往发自寒薄”。○15清代《泉州府志》云：“有教化而后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之称厥有由也。”以晋江县言之，“其邹鲁之邦哉，岁科试晋邑懦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学使如周讳之训、葛讳寅亮咸云泉郡生儒即三倍其额尚有不尽心之恨焉”。 近现代以来，闽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可谓人才辈出。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勇于冒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特别是泉州，以其优良的港湾，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的记载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17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18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追求财富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把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说的最为明白：“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不博黄金不博诗”。○19闽南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长乐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20漳州月港是当时最著名的贸易港口，地方志记载云：“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徙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庸，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鱼，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世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以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铉铉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21因此，当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梯航东来，企图控制东方海上贸易大权时，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海商敢于面对世界挑战。至明清之际，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以泉州郑艺龙父子集团为首的海商手中。然而闽南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不仅要受到官府的压制，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样又造成闽南人嚣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竞胜于讼，竞利启棼，鼠辈因凭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视音劣为奇货。……以夷为市，子母即赢，因而机械百变，此漳与四方之所异也。”○22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明清时期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闽南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于台湾以及海外，向台湾、海外谋求开拓发展。何乔远的《闽书》云：“闽中诸郡，惟漳为悍剽……族大之家，指或数十，类多入海贸夷。……孥舟沧浪间，皆挈妻长子其处。……有司者禁海，虑奸民为匡扰，不则漳人段庶……足亦不可禁”。○23早在明初，闽南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癸巳(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载当时闽南人至吕宋“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24 　　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若尤多。”据本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八百多户六千多人，而国内仅有二千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三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城效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国外人口则达六百多人。至于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整体上说闽南人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晋江、九龙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各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大体言之，比较靠近大海的闽南人，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敦朴保守一些。如明清时期漳州府沿海的龙溪县，其民风是“悍强难治，轻死易发，民俗奢侈，文物如邹鲁……君子尚气节，小人急生业。”而同时期内陆山区的南靖县，“男力耕稼，女勤纺织，土多肥饶，民近淳厚。”漳平县，“其民朴吝，山畲多陆田，舟楫不通，商贾罕至云云，自业农桑以足衣食而已。男趋于耕，女勤于织，务本不事商贾，殷实止充常产，家少千金之储。俭朴风存犷悍未变。”再如泉州府沿海的晋江、同安等县，“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滨于海，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慑。”而内地如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条本薄末，有幽凤焉”。沿海与山区在民风习尚上的差别，不独闽南地区如此。福州人、兴化人也都有相类似的情景。

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远在1500年以前，甚至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汉民族为了躲避战乱，辗转到河南光州，汉民族的文化也就这样由其子孙带到此处，此后再迁至闽南，最后跨越海峡，到了台湾。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此一文化的语言，正是我们现在习称的“闽南话”，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大迁徙中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完整地保留了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如今让我们受用不尽的闽南话经典不是别的，下是《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诗经》、《尚书》、《礼记》以及唐诗等民族智能的结晶，其中的《论语》，蕴含着极丰富的人生哲理。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用来翻译佛经的语言，正是唐初年“切韵”系统的中原汉语，而闽南话所用的“河洛话文音”正是唐朝中原汉语的“母语”。后来佛经由日本留学生用片假名记音传到日本而没用至今，今天日本人诵读佛经，呤唱诗词时，与闽南人用闽南话汉音诵读佛经，呤唱诗词在发音上几乎是一样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佛经中音译或意译使用普通话无法了解其意旨，而用闽南话却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师常常感叹，闽南话汉音之失传对诵读佛经的人是极大的损失。令人自豪的是，如今的闽南话已经成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它还被录制在美国1997年发射的“放行者”号宇宙飞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寻觅知音了。把闽南话作为汉语的参照系语言研究专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李如龙教授介绍，闽南话里包含着许多古汉语的成分，不管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这方面，有关专家作了比较充分的比较。学习古汉语，掌握福建方言尤其是闽南话的口音，比懂得其他地区的方言更有优势。比如“鼎”，古汉语中通常是指铁锅，闽南话的发音与古汉语的发音、词义是一致的。但其他地方的人理解起来就没有闽南人这么方便。李教授说，从古汉语演变、进化而来的现代工业汉语，与闽南话也有深刻的关系，如果能抓住闽南话的特点与现代汉语作比较，可以加速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和掌握。早期的语文教学，通常是从正音入手，然后从普通话联系方言的角度理解字义、词义。现在这种方法被淡忘甚至抛弃了。很多人以为方言会干扰汉语的学习，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比如你不懂或不讲闽南话，但你的普通话也未必就很标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大多老师善于进行方言与汉语之间的对比教学，拒绝了方言辅助教学的功能和作用。李教授说，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汉语为表达主体的，但同时也包含着以不同方言表示的地域优秀文化特征。他认为，掌握闽南话不仅可以为汉语学习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了解和理解闽南文化 不同方言的文化造就不同的方言。它不仅生成方言的特殊语义成分，而且对方言的构词模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每个方言又都是每个地区方言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方言的历史与该方言地区的文化常常是并行发展的。不过，地区的方言比地区的文化更有恒久性，不少的古代的方言地区文化消失了，但方言的历史记载却使它永存不朽。比如“跳童”（跳大神）这一宗教活动，在解放前闽南地区非常盛行，解放后越来越少了，现在似乎已经消失了，但在闽南方言中还保留着，一提起“跳童”这个词儿，中老年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研究闽南文化的同时，还应对它的载体闽南方言进行研究，从而推动闽南文化的发展。下面拟分三个方面对闽南方言作一下简要的介绍。 一、闽南方言的分布与形成 　　福建境内主要有闽语和客话两种方言，其中以闽语影响最大。 　　闽语又可以分为五个主要次方言：（１）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２）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３）以莆田话为代表的莆仙方言；（４）以永安话为代表的闽中方言；（５）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其中又以闽南方言影响为最。 　　闽南方言又叫闽南话，也有人叫它河洛话或福佬话。它早期以泉州话为代表，现在以厦门话为代表。但泉州话的影响仍然很大，闽南早期剧种梨园戏，至今仍以泉州音为标准音。 　　闽南方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福建南部和台湾一带说的闽南话；广义指福建南部和台湾一带及其以外一些地区、国家说的闽南话。全世界操闽南方言的有６０００多万人，分布于省内外和国内外许多地区和国家。可见，闽南话是一个超地区界、超省界、超国界的一个汉语方言。按其广义闽南方言具体分布如下： 　　（一）闽台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大田、尤溪和西部的龙岩、漳平等市县，以及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园、苗栗、基隆、南投、屏东、彰化、花莲、嘉义、宜兰、云林、台东、新竹、澎湖等绝大部分的地区。使用人口近３０００万人。 　　（二）潮汕片　主要分布于广东省东部的汕头、潮州、澄海、潮安、饶平、南澳、普宁、惠来、潮阳、揭阳、揭东、揭西、陆河、汕尾、陆丰、海丰等市县。早期以潮州话为代表，现在以汕头话为代表。使用人口１０００多万人。 　　（三）雷州片　主要分布于广东南部雷州半岛的湛江、海康、徐闻、遂溪、廉江、茂名、吴川、电白等县市。以海康话为代表。使用人口４００多万。 　　（四）海南片　主要分布于海南省的海口、琼山、文昌、屯昌、琼海、定安、万宁、澄迈、昌江、东方、乐东、陆水、白沙、崖县、保宁、琼中、临高、儋县等市县。早期以文昌话为代表，现以海口话为代表。使用人口４００多万。 　　（五）港澳片　它分布于香港、澳门地区。使用人口有几十万。 　　（六）国外片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等国的华侨、华裔，使用人口至少有１０００万人。亚、欧、美其他国家的华侨、华裔说闽南话的人数估计也不在少，由于资料限制无法具体统计。 　　此外，浙江的温州、苍南、平阳、泰顺、洞头等县市，约有１４０万人说闽南话。江西的广饶、广丰、玉山等市县约有４０万人说闽南话。广西的柳州、平南、平乐、陆川等市县，近３０万人说闽南话。四川、江苏的一些地方和福建闽北的福鼎、霞浦，闽中的永安、三明、沙县等一些乡镇，也有讲闽南话的。 　　闽南方言的形成，是语言学专家和学者颇感兴趣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各家对闽南方言的形成虽有时间早晚的不同看法，但都认为主要是形成于社会的分化和人民的迁徙。据考证，汉以前，闽南这个地区跟福建其他地区一样，居住着一支闽越少数民族，中原汉人涉足此地的甚少。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当是“五胡乱华”之际。晋代永嘉二年（３０８年），由于战乱，中原动荡，为避战乱，“如闽者八族”（《三山志》）。这次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据《三山志》载，分置晋江郡（２８２年）时，才有３８００余户，１８万多人，永嘉之乱后，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此时，汉人已成为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这些汉人带来的是中州（今河南）一带的汉语，它应该是闽南方言形成的基础，反映着隋唐以前汉语的特点。中原汉人第二次大规模入闽是唐武后时。６６９年，唐王朝派遣光州固始县（今河南）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１２３个将领，南下“征蛮”。这批汉人后来定居于闽南，并开发了漳州。他们带来的是７世纪的中州话，反映着隋唐汉语的特点。唐朝末年，中州王潮、王审知率大批兵马入闽，之后又在福建称帝。他们带来的１０世纪的中州话对福建方言，包括闽南方言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到了唐末五代，这些多来源、多层次的语言特点，已经整合成定型的闽南方言系统。两宋之后，闽南方言陆续向广东扩展，播散到潮汕平原和雷州半岛，有的登上了海南岛。台湾与福建一水之隔，早在唐宋时漳州沿海一带就有人过海到台湾，明清两代，更有大批的人东渡台湾，尤其是郑成功率部到台湾后，更把闽南方言和闽南的风俗习惯带到了台湾。显然，福建的南部是闽南方言的发源地。 二、闽南方言的特征与学术价值 　　法国语言大师马伯乐曾说过，闽南话是世界上特别古老的语言。为什么说闽南话是世界上一支特别古老的语言呢？其一，是说它形成的历史悠久。其二，是说它保存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许多特点，这在汉语诸方言中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区别汉语共同语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研究闽南方言的特征时，要突出这一点。下面我们拟以此为基点介绍一下闽南方言的特征。 　　（一）语音方面 　　１古全浊声母字今读一部分变为送气清音，一部分变为不送气清音。如“病、条、直、钱、舅”等古全浊声母字，今闽南方言读不送气清音；“皮、柱、头”等古全浊声母字，今闽南方言读送气清音。 　　２古非母字（轻唇音）在今闽南方言口语中，不少仍读为双唇音（重唇音）。例如“飞、蜂、肥、饭、放、斧”等字，在今闽南方言口语中声母读为〔ｐ〕〔ｐ‘〕。 　　３古知组字（舌上音）今闽南方言口语中不少仍读为“舌尖音”，例如“直、柱、竹、中、抽、茶、虫”的声母读〔ｔ〕或〔ｔ‘〕。 　　４有〔－ｐ、－ｔ、－ｋ、－？〕四个塞音韵尾和〔－ｍ、－ｎ、－N〕三个鼻音韵尾。例如“急、出、笔、铁”和“饮、专、龙”等。 　　５有浊音声母ｂ、ｇ。这两个全浊声母分别来于古次浊声母明微母和疑母，如“武”、“义”等。 　　６没有撮口呼韵，只有开口、齐口、合口三呼，例如“鱼”，在闽南方言中其韵母或读为〔ｕ〕，或读为〔ｉ〕，或读为〔〕，不读〔ｙ〕。 　　以上六点，似可做为闽南方言在语音上的主要特征。１——４四个特征，在闽语的其他方言中也存在，但在共同语中不见。５、６两个特征，不仅共同语中不见，在闽语其他方言中也不见，因此可为闽南方言区别共同语和其他闽方言的主要特征。 　　（二）词汇方面 　　１保存了许多古汉语的词语。这些词语在普通话和汉语的其他方言中，有的没有，有的不用，有的少用，而在闽南方言的口语中却是基本词儿。例如： 　　岫〔ｓｉｕ２２〕《广韵》宥韵似切：“山有穴曰岫”。闽南方言指禽、兽、鸟、虫的巢穴。例如：鸡～，狗～，鸟～，蚁～。 　　〔ｋ‘ａ５５〕《广韵》肴韵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闽南方言指“脚”。〔ｋ‘０５３〕《广韵》皓韵苦皓切：“水乾”。闽南方言指水少，稠。例如：糜～。（粥稠） 　　〔ｋａ２１〕《集韵》效韵居效切：“水也”。闽南方言指水多，稀。例如：糜野～。（粥很稀） 　　〔ｂｉ？３２〕《广韵》屑韵莫结切：“不相见貌”。闽南方言指躲藏不见人。例如：伊～咧。（他藏着） 　　踅〔ｓｅ？５〕《集韵》薛韵似绝切：“旋倒也”。闽南方言指盘旋；绕。例如：车～来～去。（车子转来转去） 　　有些词语的古义闽南方言仍然沿用着，而普通话或其他汉语方言已经转义了，例如： 　　走〔ｔｓａｕ５３〕闽南方言仍保留着古义“跑”。例如：伊～来～去。（他跑来跑去） 　　丈夫〔ｔａ２２ｐ５５〕闽南方言仍保留着古义男子汉，男性的意义。例如：伊生～。（她生男儿） 　　２直接吸收一些外来词。闽南方言有一些直接从外族或外国语言中吸收来的外来词。这些词儿，在普通话中不见，在其他汉语方言中也罕见，例如：洞葛（文明杖）、马干（吃）、交寅（结婚）、巴刹（市场）、奥屎（球出界，犯规）、五忌（商店的外走廊）。 　　３具有一批方言特有词。这些词与普通话的词形、词义都不相同。例如： 　　囝〔ｋｉａ５３〕儿子；儿女：伊有两个～。（他有两个儿子） 　　兜〔ｔａｕ５５〕家：来去阮～。（到我家里来） 　　〔ｓｉａ２２〕木制谷仓，长方形：开～。（打开谷仓） 　　龟〔ｋｕ５５〕一种龟形的米制食品：秫米～。 　　此外，还有一大批有音无字的词儿。例如：口〔ｈｍ？３２〕（用力砸或打，如“用石头～落去）、口〔ｎａ３２〕（很快闪现一下，如“九月九～日”）。除此以外，闽南方言还有一些有特色的词语，如“同形异义词”（大家*婆婆、冤家*吵架、手指*戒指、风车*汽车等）、“逆序词”（风台*台风、气力*力气、康健*健康、头前*前头等）、“合音词”（如〔ｂｕｅ２２〕不会、〔ｓｉａｇ３５〕谁等），这里不再细说。 （三）语法方面 　　闽南方言在词法和句法方面都有自己的许多的特色，下面略举几例： 　　１用“内部屈折法”构词。这种构词法是通过改变语词的读音来产生新词的构词方法。例如：泉州话的三个单数人称代词“我”〔ｇｕａ５５〕、“汝”〔ｌｉ５５〕、“伊”〔ｉ３３〕分别换上或加上鼻音韵尾〔－ｎ〕可产生新词“阮”〔ｇｕｎ５５〕、“恁”〔ｌｉｎ５５〕、“〔ｉｎ３３〕。这三个代词很特别，既可表示复数，也可表示单数。例如在“阮尽卜去北京”（我们都要去北京），“阮”表复数；在“伊是阮兄”（他是我哥哥）句子中，“阮”表单数。 　　２“阿”可作人名和称谓的前缀，表示亲昵。例如：阿琴、阿母、阿兄。 　　３“有”可以与形容词组合表性质。例如：有厚、有红、有感、有甜。４“未”、“无”置于句末，表示疑问。例如：汝食未？（你吃了吗？）／汝去泉州无？（你去泉州没有？） 　　５“乞”在闽南永春话中可置于句中构成被动句。例如：伊乞人拍一摆。（他被人打了一次）从上举数例中，足见闽南方言在语法上也是很有特色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举。 　　闽南方言最大的学术价值，除了它的复杂性之外，最主要的是保存着许多的古音、古词汇和古语法。如上举的例子，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古汉语，即便是语法也是一样，例如“阿”的用法可见《史记•扁鹊传》（故北济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有”的用法可见《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岂弟。）；“未”的用法可见《史记•田传》（郡除吏已尽未？）；“无”的用法，可见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乞”的用法比较晚，可见清的《错认尸》（周氏不敢言语，乞这大娘骂了。）。 　　由于闽南方言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较多，因此被学术界称为“语言的活化石”。这些“活化石”，对汉语古音的构拟，古籍的训释，汉语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清朝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古音方面的论断，在闽南方言中就可以找到有力的例证。因此，闽南方言历来为国内外语言学家所重视。 三、闽南方言词汇与闽南文化 　　福建的文化大体可分为青山文化和海洋文化。闽南文化虽也有青山文化，但似以海洋文化为主。闽南方言词汇是记录闽南文化的符号，是闽南文化的结晶。我们透过闽南方言的一些词语，就可以看到绚丽多彩的闽南文化。下面略举数例： 　　过番：福建闽南一带，由于人多地少，据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因此为了生计，许多百姓就出国谋生。“过番”就是出国的意思。为什么把“出国”叫“过番”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对“番”字作一下考证。“番”是一个合体象形字，本义兽足。兽足踩一次为“一番”。另外它还是“蕃”的古字，把九州之外称作“番国”、“番邦”，大概是外域水草丰茂，野兽出没其中，而少人居住的缘故。由于“过番”而产生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词语，例如：“做大字”（办护照）、番客（侨客）、番婆（洋老婆）、番囝（外国人）。从外国进来的东西，有许多也把它冠上“番”字。例如：番薯（甘薯）、番粉（洋面粉）、番火（火柴）、番茄（西红柿）、番黍（高粱）等等。现在，闽南已成为了全国著名的侨乡，侨民遍布世界五大洲，为家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脱草鞋：它是闽南泉州侨乡的风俗，也叫“洗尘”。意谓亲人从海外归来，长途跋涉，需为之脱掉草鞋，洗拂灰尘。其实归侨多穿皮鞋，此乃用泉人远行多履草鞋之意。来洗尘的亲友，或送来猪腿，或送肉包，或送鸡鸭美酒。新婚亲者则送筵席以表敬意。洋客受礼之后即回赠线丸、针、布匹、雨伞、手巾、香皂、肥皂、香粉等，还送一封洋银，叫“送番客物”。 　　送顺水：它是闽南泉州侨乡的风俗，也叫送行。过去出国都乘帆船，靠风力，以后改用轮船、飞机了，但还沿用这一叫法。侨客返回国外，亲友赠送土特产，如神曲、茶饼、水仙等，并设宴欢送，叫“送顺风桌”，宴上如有鱼，正面吃完切勿翻过反面，如翻面，就是覆舟，不吉之兆，这就叫送顺风，祝他此去顺风行舟，安抵国外所在地。侨客抵所在地后，即寄银、信表示感谢，谓之探候信。 洛阳桥：它是泉州鲤城区（今洛江区）和惠安交界的洛阳江上的一座大桥，全长３６０丈，阔１５丈，有桥墩４６座，工程巨大，气派雄伟，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又名万安桥。相传宋朝蔡襄之母怀蔡襄乘船过江时，忽然风波骤起，船将沉没。正在绝望之际，似闻空中传来天神叫声：“蔡学士在此，水鬼不得无礼！”顿时风平浪静。蔡母向天祷告，如将来真的生男，长大能居学士，一定叫他在这里造一座桥，拯救行人，免冒渡涉之险。后果然如愿。蔡襄为还母愿，回泉州任太守，并建造此桥。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请火、榉旗、放铳、跳童、食敬、师公”等词语，了解到闽南方言区的宗教文化；通过“做田、钯田、播田、做水、沃肥、抠草、割禾、曝粟、鼓粟、锄头”等词语，了解到闽南方言区的农耕文化；通过“高甲戏、歌仔戏、南音、傀儡、抽线傀儡”等词语，了解到闽南方言区的戏曲文化。